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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最近，我參加了一個會議，會上有人說我是醫生中的“異類”�？赡艽蠖鄶等藭�覺得這是在侮辱我，而我反倒覺得這是一種褒獎。

　　會議聚集了各房地產機構的大佬，以及各區衛生與公共服務部的領導，他們就如何攜手共同提升公共衛生服務水平而展開討論。我是個“異類”，因為我是名對住房與健康問題之間的關聯非常關注的醫生。我花了20年時間，設計出了一套醫療保健和公共衛生計劃，通過改善居住條件來提高健康水平。我自創了一個品牌“處方”，但不是藥物。相反的是，它包含社區衛生工作者對每家每戶的探訪，并讓殺蟲滅害的承包商對街區巷道內的老鼠進行徹底清除。我所做的這些絕不是一名普通醫生的日常工作。

　　經常有人問我為什么這么關心住房，我常�；卮穑�“我怎么能不關心住房呢？！”住房被認為是對健康最重要的“社會決定因素”之一。然而，根據J.MichaelMcGinnis的主要研究（2002年）顯示，“美國政府會把一萬億美元中約95％的錢，花在公共衛生領域，這些錢通常直接進入醫療保健服務體系；而僅有5％的錢被用在改進提高全國公共衛生的方法上。”比如，占據衛生問題60％的住房及其他社會決定因素。該數據得到了其他研究成果的證實，如1997年發表在新英格蘭醫學雜志的文章發現，如果你既對蟑螂過敏，家中又有蟑螂出沒的痕跡，那么你下一次因哮喘而住院的風險會增加3倍，而且不管用藥多少，都不會改變這個風險。

　　根據“平價醫療法案”（通常稱之為“奧巴馬醫改”），如若我們想要兒童醫療成果得到改善，醫保體系就要對社會決定因素進行評估和管理，因為它們是日常保健工作的一部分。通過兒童健康觀察政策中心的研究顯示，孩子比較小的家庭，事實上更有可能評估出家庭是否困難，比如，食物不充足，住房不穩定，或有斷電風險等。盡管這都是些簡單問題，但每個問題都會對健康造成巨大影響，有時還會增加成長的風險，導致發育遲緩或使住院率上升50％。

　　想象一下，一個衛生保健系統和一支醫療保健團隊，隨時準備去應對那些影響健康的社會決定因素。在醫保工作開展之初，需要檢查孩子的身高、體重和血壓，同時，您要填一份有10個問題的調查表，看看你每月購買的食物、住房安全或用電是否有問題。要是醫療保健人員對家庭社會決定因素所進行的復查，能夠像對孩子生命體征所進行的復查那樣仔細、明確，結果會怎樣？如果一位臨床醫生發現潛在的住房問題，比如霉菌，那么醫療隊中的一員，比如律師，就有可能要求房東在孩子哮喘發作或住院前必須解決這個問題。這種類型案例所呈現的，我們稱之為醫療法律合作關系。目前，全國有300家醫院和醫療中心存在這種合作關系。在一些社區內，這些計劃正徹底改變著整個家庭的健康和幸福。

　　于是我會問：“在我的醫療實踐中，差異究竟是什么？”我堅決相信，像確認生命體征一樣明確家庭的社會決定因素，并結合社區衛生工作者、律師和其他專業人士來解決社會決定因素的問題，會成為醫療保健工作的一項新規。而忽略這一問題才是不對的。

　　MeganSandel是美國波士頓大學醫療和公共健康學院兒科副教授。

　　（翻譯：楊卉    圖文編輯：程誠    頁面設計：關璐）